巨人是如何倒下的?我见了提出“创新者窘境”的那个人(3)
导语:导语:果然,克里斯坦森后来发现:14 英寸的驱动器很快便被 8 英寸的取而代之,接着 8 英寸的驱动器又很快让位于 5.25 英寸的迷你新一代。但令人费解的是,这种更替分明是一种退化。譬如,无论在存储空间还是在每兆
导语:果然,克里斯坦森后来发现:14 英寸的驱动器很快便被 8 英寸的取而代之,接着 8 英寸的驱动器又很快让位于 5.25 英寸的迷你新一代。但令人费解的是,这种更替分明是一种退化。譬如,无论在存储空间还是在每兆字节成
果然,克里斯坦森后来发现:14 英寸的驱动器很快便被 8 英寸的取而代之,接着 8 英寸的驱动器又很快让位于 5.25 英寸的迷你新一代。但令人费解的是,这种更替分明是一种退化。譬如,无论在存储空间还是在每兆字节成本(cost per megabyte)上,后一代驱动器都要落后于前代。
后来,从驱动器行业延伸开去,克里斯坦森又逐一观察了其他行业。结果他发现,这真是一个普遍规律:那些把老牌大公司撂倒的所谓新技术,其实并不比老技术更先进、更优越;相反,它们是一种倒退。自然而然地,利用它们生产出的产品也是低端、拙劣……总之从头到脚都比老产品逊色。
按道理说,老顾客们不应该对次品动心的——有什么理由呢?他们明明有更优质的产品可用啊。但别忘了,新产品往往更廉价、更易用。结果后来,那些不太有钱又不甚精明的消费者们就转向后者的柜台了。而这类消费者——亦即我们所谓的中低端阶层,其人数可比所谓的精英阶层多多了。
也就是在这类消费者的喂养下,那些生产新品(即次品)的公司就昌盛起来了。
索尼就是这么发达起来的。克里斯坦森记得,这家日本公司是在 1950 年代将晶体管收音机推向美国市场的。当然,初代产品糟透了,根本无法媲美当时中产阶级们钟爱的 RCA 或者 Zenith ,但它却在充斥着青少年消费者的底层市场上大获成功。
对这群人来说,所谓 RCA 和 Zenith 都可望不可及,而索尼却意味着“聊胜于无”。攻下这群人后,索尼果然有了本钱。它慢慢地改进其产品,并成功吸引了成年消费者的目光。
最终,RCA 和 Zenith 被索尼远远甩在后面,只能望其项背了。
后来,照相手机重复了索尼的发家史——初代产品的拍照质量糟糕透顶,但因为使用方便,所以很快就遍地开花;站稳脚跟后,其性能自然也就日益优越了。
难怪,克里斯坦森要将这类产品称为“破坏性技术产品”。因为技术本应沿着持续向好的过程发展,但这种产品却把这一过程打破了。
克里斯坦森并非不能理解那些中低端消费者,因为他自己就曾是其中一员。出身贫寒的他,一度靠给快餐店回收废纸来补贴家用。
一辆 1986 年的雪佛兰诺瓦,他凑合着开了好多年——尽管一蜷进去就要忍受车顶对头皮的“按摩”,一抬眼就能看见一小撮头发滑稽地坚挺在那儿,他还是没有轻易放弃这辆坐骑。
此外在家里,他也看不得“浪费”食物。饭菜哪怕再馊再坏,他也会照样包圆儿——这是他的原则。
所以,如果说有什么人会举双手拥护那些廉价但劣质的商品,那说的就是曾经的他了。
同时,克里斯坦森也并不苛责那些逐利而动的大公司。他们必须保持一定的年增长率,因此对他们而言:第一,依赖低利润产品十有八九是下策;第二,冒险闯入某一陌生市场也似为不智之举,因为万一不幸,等待他们的就是破产。
在他们看来,稳妥之路无非有两条:一、转攻高利润产品;二、冷眼旁观,按兵不动,直等到某一全新市场彻底明晰、或者膨胀到足够令人动心时再下手。
无论怎么看,选择第一条路都无可厚非。只是后来大量的事实证明:这样做无非只能暂时续命而已。
此外,大公司还有个通病,即:一味地精益求精,不知刹车。日复一日地,他们侧耳倾听着用户的反馈、不断遵照其意愿优化产品;甚至在优化得过了头后,他们还要画蛇添足、龙头戴冠,非要让产品“更上一层楼”。
而就在这段“潜心雕琢”的过程中,原先的廉价劣质产品赶上来了。它们最终进化得恰到好处,成了老顾客眼中的香饽饽。而原来那些所谓的大公司,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倒了。
明明有药可医,为什么仍难逃厄运?
所幸,市场留给我们的不是全军覆没。在研究了几个幸免于难的老字号后,克里斯坦森得出了结论:大公司要想免被颠覆,唯一的办法就是剥离出一个小型衍生公司。该公司要远离总部、要像初创企业一样专注于新的低端产品,并要尽可能地独立运营,以免受母公司那些所谓“明智”抉择的影响。
遗憾的是,能如此避险的公司有如凤毛麟角。说起来,他们似乎都有各自的道理,譬如:已经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市场部了,何必再招兵买马另设一个呢?还有,为什么要在远离总部的地方设厂?离得那么远,工厂管理者们怎么及时获知公司的专业化建议呢?
得了吧。根据克里斯坦森的研究,之所以要建立独立衍生公司,就是为了避开那些所谓来自总部的专业化建议。可为什么,那些在头脑上毫不输给克里斯坦森的人,他们就是看不到这一点?为什么他们会一个不落地掉到同一个坑里?
困惑许久之后,克里斯坦森终于琢磨明白了:原来这全是因为,那些聪明人衡量成功的办法与自己不同。他们衡量企业成功与否不是看钱多钱少,而是看各种比率大小——譬如净资产回报率、毛利率,以及内部收益率,等等等等。
过去四十年来,人们——包括对冲基金的合伙人、各大风投,甚至商学院的教授们——已经把这种衡量方式奉若圭臬甚至视为信仰了。
他们越来越相信:首要之事不是你赚的利润具体有多少,而是你投进去的每一分钱,其回报率有多大。
在这种信条的驱使下,管理者们不断淘汰所谓“低利润率”产品,并且谁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劲儿。因为——
他们已经完全被这套衡量标准包裹了,蒙蔽了。
克里斯坦森的拯救与奇迹
虽然聪明人多而智者少,但克氏的潜心研究总算没有白费。在他还不知道时,已经有人带着困惑等待他良久了。
头一个得他“真传”的人,是英特尔的前任 CEO 安迪·葛洛夫(Andy Grove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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