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鸿祎创业记：坚韧是在磨砺中生成(3)

导语：可是本科毕业后是读硕士还是工作，他又迷惘了。后来，他挑了个管理学院学管理，原因是：既然自己的梦想是电脑公司，总该学点儿管理学。毕竟自己在计算机专业上的实践不少了，毕业时类似的工具和产品做了四五件了，

可是本科毕业后是读硕士还是工作，他又迷惘了。后来，他挑了个管理学院学管理，原因是：既然自己的梦想是电脑公司，总该学点儿管理学。毕竟自己在计算机专业上的实践不少了，毕业时类似的工具和产品做了四五件了，毕业设计也很成功。

夜黑风高研究反病毒

周鸿祎的研究生导师李怀祖是个“老清华”，读书时曾被打成“右派”，吃过许多苦，后来到西安教书，对周鸿祎非常好。但课才上了半年，周鸿祎就开始逃课。

一方面，他的研究生同学里由大学直升上来的很少，因为直升没有意义，缺乏管理经验，课虽然能听明白，但其实领会不了真意。大部分同学是厂矿企业送来或者考来的，社会阅历比他丰富很多，人家不带他玩。周鸿祎觉得很痛苦，对环境的不适应变成了对学业的厌倦，觉得专业选错了。他想回去做产品，不想回去给导师干活儿，因为那些他已经在校外干过一段时间了，社会实践也多，加上又去北京开了眼，心气也高了。

当时病毒研究已经出现了，但还没有江民，只有瑞星。看了一本《计算机反病毒研究》后，周鸿祎决定研究反病毒。这个想法遭到很多人嘲笑。西安当时的环境虽然闭塞，但同学们都踌躇满志。即使这样，他们也觉得周鸿祎的“反病毒卡”没啥意思，也不可能做起来。

大家越嘲笑，周鸿祎越是想做给他们看看。《中国计算机报》和《计算机世界》上有时候会探讨一些与病毒研究相关的内容，他看不懂也硬着头皮坚持了下去。

同时，他在研究生同学里物色了两个合作伙伴，其中一个是石晓虹。

条件很艰苦，一开始他们连电脑都摸不着，自己还得编码编程。后来，他逐渐减少了编程的时间，更多地做起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来。一位合作伙伴负责核心研发，石晓虹负责测试。（这一貌似很小的重心转换日后却让他收获了很多。）这个阶段最有趣的应该是他们蹭别人计算机用的那些花招了。

他们成天盯着机房，一看别人走了机位空出来就赶紧占上。机房的老师像防贼一样防他们。有的同学禁不住周鸿祎的苦苦哀求，把自己导师的电脑借给了他，有的后来干脆被他拉过来入伙。再后来，居然有同学主动申请帮他做程序。

借电脑给他的同学常常晚上将他锁在实验室，这样他就能干一晚上活儿，天亮再爬出去回寝室睡觉。管理宿舍的大妈、同寝室的同学和他难得打一次照面。
他们一边研究，一边给外面公司放话：我们啥都做，反病毒卡，网络工程，你们谁来帮我们销售？

1992年下半年、1993年上半年那段时间，有老师想做联机词典，就找他们去干活儿，但又像防贼一样防他们，因为他们老是想用电脑干自己的事。

周鸿祎有一个癖好：到处拷软件回去研究。在帮一个老师的活儿干完后，他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，准备把自己偷偷做的那些反病毒软件拷回去，再拷些别的“高级”软件以便编程使用和跟别人交换“高级”资源。糟糕的是，后来那老师发现词库被他们拷走了！

产品还没做出来，派出所倒是进去了

老师本来觉得付钱给他们就亏了，这下子抓到了把柄，干脆到学校公安处举报了他们，说他们在偷偷制造病毒。学校那段时间刚好丢了些硬盘、网卡、CPU（中央处理器）和其他硬件，几条举报信息合在一起，公安处把破案的焦点落在了周鸿祎身上。这也难怪，他们昼伏夜出，全校有电脑的地方他们基本都去过，调查者很容易找到线索。

于是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，突然来了几个公安，周鸿祎被带走了。

公安们祭出了疲劳战术，周鸿祎头一次有这种经历。也是第一次，周鸿祎懂得了什么叫“言多必失”。

他一上来就跟公安讲他的理想，讲《硅谷热》，自己为什么要研究病毒——自己以为坦诚是最好的反审讯技巧，殊不知说多错多，越抹越黑，后来连睡觉都被禁止了。白天公安让他晒太阳，暖洋洋的特别瞌睡，就是不准他闭上眼睛。
后来两个公安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一个让他打会儿瞌睡，一个不让他打瞌睡。

再后来他看见石晓虹从门口经过，然后就听见隔壁传来的哭声。一个公安红脸说：人家都已经承认了，你也招了吧，再不招可就进监狱了。

他们不给吃饭喝水，还威逼利诱。周鸿祎终于精神崩溃，开始胡思乱想：我们没干坏事啊，石晓虹他们承认什么？我该招些什么？中学干的坏事不算吧。他绞尽脑汁地想自己干过什么坏事。

最后就连有一次路过操场，有个足球滚出来被他顺走了、踢烂了的事都招了。至于拷学校软件的事，更是令公安大喜过望。公安其实都不知道，还以为他们只是拷了这个老师电脑上的软件。

公安把老师们叫来对质，但老师们基本都觉得拷贝软件算不上大问题，学计算机的研究软件再正常不过了。定不了罪，公安就开始诱供：你有没有拿走硬盘？拿走CPU？你要不说送监狱，说了就是学校内部矛盾，内部解决。